我認為這一段最有意思：
......妥協是權宜之計，不能長久拖下去。內心與教宗共融、外表卻又參加獨立自辦教會、是矛盾的。在特殊的環境下你們忍辱接受了這矛盾，後來求教宗寬恕了，教宗仁慈地體諒了：「已壓破的蘆葦祂不折斷，將熄滅的燈心，祂不吹滅」。但教宗本篤已寫了一封信。中國教會的一個新階段應該開始了。真理的權利應得到維護了。不正常的該改為正常的了。陳樞機似是提醒著我們：這種在教會紀律上「意識」與「行為」的分裂現象，不僅發生在禮儀中，也活生生地呈現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。
同理，非法祝聖主教時，主禮者所迴避的問題：「你有宗座的任命狀嗎？」（Habesne mandatum a Sede Apostolica?），亦同樣適用於違規的主禮者。
我們唯有力求在小事上忠信，並寄望在大事情上，亦能貫徹始終。
3 則留言:
看到這篇力挺中國“地下天主教徒”的文章，不由想起日本江戶時代那些“隱藏的基督徒”。
在日本開國，宗教迫害結束之后，并沒有全都“回歸公教會”，相反，相當多的一部分“瑪麗亞觀音”的崇拜者們，感到這個幾代人苦苦盼望的“慈母教會”竟然是如此地“陌生”，乃至完全無法投入其懷抱。這些悲劇性的，經歷了蹈繪考驗的幸存者們，竟然選擇以自己的方式延續他們的“信仰”。
類似地，如今中國的“地下天主教”中，在“前教難時代”成長受訓的“第一代”已經謝幕於這個天神和世人的舞臺。第二代，和第三代所主導的這個“忠貞教會”，雖然其忠貞的熱忱不減當年（甚有過之），但是對于“為什么要忠貞”“忠貞的對象為何”，則恐怕已是鏡花水月矣——一如至聖童貞的原貌漸漸模糊乃至消解於“瑪麗亞觀音”的神像。
陳公生於大陸，長於大陸，不可謂不是“知陸派”，奈何不見今日“中國天主教”之第一癥結，絕不在一個歷史遺留的“合法性問題”而是在于，不論地上地下，許多團體早已淪落為披著“羅馬公教”外衣的cult矣——且猶以所謂“忠貞教會”為甚！
——路人乙
路人兄：
你的回應，的確令小弟大開眼界，並能讓我以另一眼光去對待問題。
你所說的情況，其實會不會是典型的「教難後」的教會現象？據小弟顯淺的歷史理解，教難時期的基督徒們，往往「需要」一種「特別」的神修和觀念，好讓他們能在艱苦的環境中強撐下去。即使是古羅馬時代，教難後，「認真」的基督徒生活，往往只能在隱修傳統中得到延續。
“教難后”的“聖教艱難”確是一個普遍存在的，耐人尋味的現象。
長久的外界壓力，造成的應激性反應就是團體的“邊緣意識”，或者說對主流社會的“抗拒”。此種情愫，若能在信德和靈修的引導下加以平衡，使其健康發展，則可成為教會內修德的動力——令徒恒常記憶他們所為之作證的，是一個永恒的第八日之光下的國度。
然而，不幸的是，由于人與生俱來的罪性，這種應激性的反應，往往流于庸俗的“對抗心理”。尤其是一些原本就處于社會的邊緣或底層，在世俗生活中多有不如意的人群。于是，原先的“在教難中保守信德”的殉道熱情，漸漸地淪落成了“為對抗而對抗”或者“以宗教的名義對抗政權或主流社會以發泄內在的不滿（而這種不滿的根源其實是私欲偏情）”。
對于這樣的人群，出現了一個悖論：來自官家的“打壓”，成了維系團體自我認同不可或缺的必需。若有一天完全沒有了“教難”，那才真成了團體的“末日”。
這樣的情況出現在羅馬三百年教難結束的時代:某些人為了維持團體的“抗議者身份”，不惜挑戰公教會的權威，尋找種種的借口將“主流教會”污名化，并以潔凈者自居——比如那些“絕不原諒教難時代背教者”組成的團體。
這和如今中國“忠貞教會”的情況何其相似耳！有多少人無法面對“地上主教也同樣被教宗認可”的現實，努力地尋找（或者說是創造）種種的借口，將“主流教會”污名化（哪怕這個地方教會事實上與羅馬有著全然的共融）；拒絕服從合法的教區正權；以不正常的熱情挖掘某些神長在文革歲月中的“變節歷史”而堅決拒絕“寬宥”他們；以不必要的對抗政權和主流社會的態度來標榜團體的純潔性等等。
確實，三百年教難后，殉道的熱忱，大多被成功地轉化成了修道主義的熱潮，但是不可忘記的是，即使在“走向沙漠，領受白色的殉道”的運動中，也不是沒有偏差的。并非走進沙漠的都成了聖人——比如德爾都良。某些“修道主義”的團體同樣因為不能正確面對“教難不再”的現實，無法走出“對抗情意結”而成為了極端的“潔凈主義”“純粹主義”“靈恩主義”的團體（例如德爾都良最終皈依的蒙丹派）。
這也和今日大陸天主教的狀況驚人地類似：許多忠貞的團體，并非如人預料的那樣堅持於信德的“正統”，相反卻熱衷於從種種“可疑的顯現”“私人的啟示”中汲取維系自身存在的“養料”。其理由無非是，很多這些“經外別傳”的“秘笈”“寶典”，中的極端的，不平衡的教導，似乎比教會的“官方道理”更能符合這類團體的“口味”。
于是，許多“忠貞團體”絕非如歐美一些人士所想象的，是“保守的天主教人士”——不單不是，甚至是極端的“天主教內的新興宗教”。有些團體專弘“聖神洗禮”“說方言”；有些團體專誦“慈母心聲”“默主歌耶信息”；有些團體則成了被東正教開除教籍的女先知華蘇拉的追隨者——可悲的是，所有這些形形色色地團體都聲稱自己是“真正忠于羅馬公教”的“忠貞教會”。一旦地方主教試圖對這些團體做出適當的約束，則他們一定會以“參加過愛國會”“曾經變節”“假共融”“紅色主教”等對司牧進行污名化的攻擊。
當臺灣被清廷收復——最后奉大明正朔的一塊海外孤地也消失之后，中國大陸的眾多“反清復明”志士們不得不面對團體存續的問題。當士人階層最終拋棄了這些團體之后，它們急速地退化成了一些黑社會性質的會黨。原先反清復明的大義名分則成了他們犯罪作惡的藉口。
如今大陸天主教的最大問題，并不是來自外力的教難，而是“后教難”時代，來自教會自身的“圣教艱難”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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